利奇在1982年以四位中国人类学家为例,批评"本土人类学"方法,认为这种研究难以逃脱文化偏见,虽然《江村经济》是一个例外.费孝通回应说,自己的意图在于通过类型方法逐步接近整体中国,而且自己有"学以致用"的关怀,希望超越"价值中立"的承诺和"消磨时光"的艺术追求.何况,研究本文化和异文化分别有"出得来"和"进得去"的问题,难分伯仲.实际上,利奇未必问过"微型社会学能否概括中国国情"的问题,也未必主张人类学家要秉承"价值中立"展开对"异文化"的艺术阐发,两人的分歧体现了中英传统学人的不同立场.真正的升华体现在费先生的暮年之作《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先生此时不再追求逐步接近整体中国的实证主义方法,转而通过中华文明的思想探索各文明的共性,探索一种可以称为"多重普遍性"的文明互鉴.该文立意高远,包含着对利奇的某种认可,可谓与利奇当年的主张殊途同归.

"利费之辩";整体;本土人类学;文明借鉴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浙江杭州310013

[1]梁永佳-.本土人类学与多重普遍性:重新思考"利奇-费孝通之辩")[J].民俗研究,2022(06):13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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