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不同维度对青少年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的影响。方法:2019年6月至2021年7月选取216名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其中单相抑郁组134例，双相抑郁组82例，同期选取正常对照组111人。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及认知情绪调节量表(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评估所有入组被试的情绪症状及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采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使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以及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三组被试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以及情绪症状上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双相抑郁组和单相抑郁组的自我责难[14.00(12.00，17.00)分，13.50(12.00，16.00)分，12.00(11.00，12.00)分]、反刍[15.00(12.00，19.00)分，14.00(12.00，17.00)分，12.00(10.00，13.00)分]、灾难化[13.00(11.00，17.00)分，12.00(9.00，16.00)分，8.00(6.00，12.00)分]得分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1)。双相抑郁组的责难他人[11.00(8.75，13.25)分，9.00(8.00，12.00)分]得分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1)。正常对照组的积极重新评价[12.00(12.00，15.00)分，11.00(8.75，13.00)分]得分显著高于单相抑郁组( P<0.01)。正常对照组的理性分析[10.00(8.00，12.00)分，12.00(10.00，13.00)分，12.00(10.00，13.25)分]得分显著低于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组(均 P<0.01)。单相抑郁组和双相抑郁组HAMD[25.00(22.00，26.25)分，23.00(18.00，28.00)分，3.00(0，6.00)分]和HAMA[17.00(14.00，21.00)分，20.00(16.00，27.00)分，1.00(0，3.00)分]评分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均 P<0.01)。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自我责难、反刍、灾难化分别是单相抑郁( OR＝1.19，95% CI＝1.05~1.35； OR＝1.17，95% CI＝1.06~1.30； OR＝1.14，95% CI＝1.02~1.27)和双相抑郁( OR＝1.30，95% CI＝1.14~1.50； OR＝1.21，95% CI＝1.07~1.36； OR＝1.13，95% CI＝1.01~1.28)的风险因素，积极重新评价是单相抑郁( OR＝0.83，95% CI＝0.73~0.95)和双相抑郁( OR＝0.84，95% CI＝0.73~0.98)的保护因素。在控制HAMD、HAMA以及性别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对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的影响不再显著(均 P>0.05)。 结论: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青少年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的疾病风险紧密相关，且这种影响受到患者自身的抑郁、焦虑等因素的影响。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青少年;单相抑郁;双相抑郁

陈方方;吴明飞;张佳俐

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科，芜湖　241000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1]陈方方;吴明飞;张佳俐-.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青少年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的影响)[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22(12):1086-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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