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背景下围生期孕产妇(孕龄为28孕周至产后7 d)抑郁情绪的发生情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法,根据兰州市某三甲医院产科门诊及住院部就诊的围生期孕产妇的就诊号,随机抽取COVID-19疫情暴发期(2020年4月1日至8月31日)的71例孕产妇;同时选取COVID-19疫情常态化时期(2021年4月1日至8月31日),在同一医院产科门诊及住院部就诊的与疫情暴发期年龄匹配的71例围生期孕产妇为研究对象.根据《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筛查这142例孕产妇的抑郁风险得分,将其分为抑郁组(n=64,EPDS得分≥9分)和非抑郁组(n=78,EPDS得分＜9分).对2组受试组采取线上、线下方式填写本研究自行设计的《受试者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再采用EPD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调查社会对其支持情况.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导致围生期孕产妇抑郁情绪影响因素.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新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并与所有受试者本人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 ①纳入本研究142例孕产妇的抑郁情绪检出率为45.1％(64/142).2组孕产妇受教育程度和成长环境构成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SSRS各维度得分结果显示,抑郁组孕产妇的抑郁症支持利用度得分,显著低于非抑郁组[(6.6±1.2)分vs(7.8±1.6)分],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72,P＜0.001).③2组孕产妇的SSRS结果中,SSRS总分、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支持程度这2个条目构成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2.26、11.56,P=0.002、0.009).④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成长环境、SSRS总分,均为孕产妇抑郁情绪发生的影响因素.其中,成长环境为农村(OR=2.397,95％CI:1.012～5.675,P=0.047)和较低受教育水平(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中专)(OR=3.929,95％CI:1.046～14.762,P=0.043),均是导致孕产妇发生抑郁情绪的独立危险因素;而SSRS总分为30～39分(OR=0.106,95％CI:O.024～0.472,P=0.003)是孕产妇发生抑郁情绪的独立保护因素.⑤2组围生期孕产妇最希望得到的支持和帮助为"经济".结论 在COVID-19疫情期特殊情况下,可能有助于调节孕产妇的不良情绪.对于围生期孕产妇,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帮助和支持仍然十分欠缺.及时筛查与干预对预防围生期孕产妇抑郁情绪的发生十分必要.由于目前生育成本增加,围生期孕产妇对经济支持的需求十分迫切.

孕妇;产妇;围产期;新型冠状病毒疾病;抑郁;社会支持;社会心理支持系统

雍瑞欣;柴红霞;妥薇薇;陈丹丹;赵东荣

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兰州730099;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产科,兰州730013;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产科 730050

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

[1]雍瑞欣;柴红霞;妥薇薇;陈丹丹;赵东荣-.COVID-19疫情背景下围生期孕产妇抑郁情绪相关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2022(05):591-598

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社会心理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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